序文及懷人
  • 序王伯仁《看千帆過盡—一位省政記者的憶往》 2013-03-12

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不見得比那些被譽為「太史簡」、「董狐筆」的制式官史沒有價值。親歷天寶舊事的白頭宮女,說起陳年往事,可能更貼近史實、更入木三分。


吾友王伯仁先生,一位在台灣新聞界幾乎無人不知的資深記者,在「退而不休」之後,開始反芻他二十多年的記者見聞,寫下了這本見聞回憶錄。我身為歷史研究者,職業與身份的敏感度告訴我,收在這本書的點點滴滴,一定比白頭宮女話天寶,更活潑、更貼切、更具史料意義。


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而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更何況新聞記者出身的伯仁君,以其記者經驗回顧過去的採訪見聞,其史料意義自不待言,提供給今日時事之參考價值,更不言可喻。伯仁君說得好:「筆者雖然不是『史官』,但工作性質也與古代史官有些類似,儘量要把事情的真相記錄下來。」


伯仁君於一九七七年進入台灣省議會擔任駐會記者,直到一九九八年凍省後,內調報社做核稿工作。他進入省議會開始採訪新聞時,正是台灣的工商業開始起飛之時。而在那個國會由不經人民改選的「老賊」把持的時代裡,省議會是政治的中心。誠如伯仁君自己所說:「自己也沒料到,可以在當時是政治新聞焦點所在的省議會,前後擔任二十年的駐會記者。在同一個位置,坐壞了四、五張籐椅和牛皮椅,也曾調省政府各廳處「巡迴」採訪了三年。遙想當年,初去省議會採訪時,幾乎是最「幼齒」的,不知不覺中,猛然發現自己居然已經成為省議會記者中的「老賊」。當年在省議會會場擔任服務員的小妹們,後來多位都已當上「阿嬤」,這使我相當悵然。剛好又逢「凍省」,我從有省議會和省政府,跑新聞跑到都沒有了…」現在這位新聞界的「白頭宮女」以台灣省議會和省政府的遺事為題材,話說重頭,敘舊補遺,不僅可以藏諸名山,更可傳乎其人。


記得中國五代後周有王仁裕撰《開元天寶遺事》一書,記載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宮中逸聞遺事,以及宮內外的風情習俗,如:鬥雞、肉陣、肉腰刀、鳳炭、樓車載樂等荒淫事。而我們這位新聞界的白頭宮女伯仁君,則為我們紀錄當年官場上的逸聞遺事,黨政要員或議員之間的送往互動、言行心態、恩怨情仇、分合心結…,是一部充份曝露中國式政治文化的「官場現形記」。


更難得的是,伯仁君持平論述第六屆到第十屆台灣省議會目前所謂之藍綠陣營的「鬥爭」,可說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不能或缺的一頁歷史。沒有省議會反對力量的如縷不絕,就沒有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的成立,更不用說後來的政黨輪替。


具體而言,台灣能有今日民主制度的成就,許許多多當年「黨外」省議員的「打拼」,絕對是功不唐捐。例如沒有「五龍一鳳」,台灣只剩國民黨一言堂;黨外沒有以省議會為軸心,就營造不出「美麗島政團」,進而因美麗島事件的犧牲,喚起民眾的覺醒;沒有14位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就引不出後來的修憲、凍省。凡此種種,乍看幽微,實則炯昭。伯仁君以點滴方式記錄之,或評論之。每篇雖獨立成篇,卻又脈絡相通,大局躍然而出矣!例如:


有台灣第一紳士之稱的林獻堂先生,為何當省參議員數月即辭職?晚年為何遠避異國,拒不歸台?


總額達千億元以上的所謂「勞軍捐」之來龍去脈如何?為何沒有進國庫而由婦聯總會、國防部總政戰部及國民黨分贓?


「現代吳鳳」是何許人也?他指誰是「出草人」?


當年一般國民黨籍(和黨友型無黨籍議員),每次選舉下來,大概要花多少錢?


為何當年只要是國民黨籍的候選人,縱使很優秀,不花錢是很難當選的。反之,頂著「黨外」招牌,選舉不用花大錢,甚至有「盈餘」?為何「選舉要花大錢買票,成了國民黨候選人的『原罪』」?


何以蔣經國要問:「為什麼監察委員選舉要用錢買票?」(1987.1.21)?


為何關中當年代表國民黨與黨外溝通,卻溝通出了美麗島事件?關中在此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態度又是如何?


當年關中操盤的監委選舉,有金額龐大的「統收統支」的策略,這是怎麼回事?


到底連戰與伍澤元之間那筆被連戰忘記的三千六百多萬元不明借款,是怎麼回事?那會是社會上傳言的合作「炒地皮」的錢嗎?


吸血鬼高利貸單純是黑社會的滋養泉源嗎?有沒有白道(檢、警、調及法官)摻一腳,「黑白合作」呢?


以上不勝枚舉的疑問,都在王伯仁先生的回憶中,一一呈現其輪廓。


然而,畢竟伯仁君當年駐台灣省議會及省政府的採訪期間,正值充滿政治禁忌的戒嚴時代,也涉及政治人物的隱私,使他們當時在下筆時礙於現實環境而無法暢所欲言。誠如伯仁君所言:「有的事情在發生當時,或因種種原因而無法見諸報端,事實上至今還留存我的腦海中。」「所以當時(1978)的政治記者,有一招『曲筆』的做法,即不直接挑戰新聞『紅線』,而是婉轉繞道而行,可見當時任政治新聞記者之難為。」如今事過境遷,台灣已民主化,伯仁君也無現實壓力,因此,至今還留存在他腦海中的往事,伯仁君以「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話說重頭。


這部書不是王伯仁先生的自傳,而是回憶式的紀錄。回憶錄很類似自傳,惟自傳側重以作者個人為重心;而回憶錄(memoir)是個人以其經驗和觀察寫出來的歷史記述,側重在外界事件上。回憶錄作者通常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其主要目的在描繪、解釋這些事件。回憶錄及自傳經常是歷史研究者用來作為了解歷史真相、解釋歷史原由所要參考的重要史料。伯仁君這部著作,正是這樣一部具有高度史料價值的回憶錄。我在研究所開有《戰後台灣史專題》的課程,我會將這部書列為研究生必須參考的著作。這是我在伯仁君這部大作付梓之前,有幸先睹為快,忍不住要急著透露的決定。


李筱峰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20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