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戰後新生代的覺醒、奮起與失落 ─以陳水扁的個案和我們的經驗為例 2010-07-07

一、前言

我們與陳水扁年紀相彷,皆屬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一代。自學生時代起,我們即有強烈的社會關懷,並參與社會、政治運動。本文將以我們的經驗及心路歷程,拿來與陳水扁的經歷參照比論,較其異同,希望從中了解陳水扁在社會與政治大環境中的腳色,及其發展與起落。

本文的思考途徑以及寫作方法,大異於以往的慣例,是以我們親身的經歷為參考基礎,這樣的途徑,容或失之主觀,或流於情緒,但從另一角度言,或許能提供他人無法觸及的視角。我們試以不卑不亢的態度,來嘗試進行此一議題的探討。

由於本文是兩人的「合作」,為了區隔我們兩人的個別經歷,凡屬敘述個別經歷時,將分別以「陳永興」、「李筱峰」來表達,而不再泛稱「我們」。

 

二、二次大戰後出生的時代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透過無線電廣播宣佈「投降詔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終告結束,對在日本統治下長達50年(1895~1945)的台灣來說,進入了另一個戰爭結束後的動亂時局。由於當時的日本政府是向盟軍投降,盟軍在麥克阿瑟率領指揮下佔領了日本,派遣了中國的蔣介石軍隊負責接收台灣,為此造成台灣在「國民黨政府」初期統治下動盪不安,甚至爆發了1947年228事件的嚴重衝突,228的悲劇原因甚多,但主因不外乎台灣與中國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都已有長達半世紀的不同發展,國民政府派來接收台灣的陳儀政團和軍警、公務、特務人員不了解台灣民眾的價值觀,負責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軍紀不彰、用人不公,貪污枉法的問題嚴重,加上戰後經濟動亂、物價高漲、失業嚴重、疫病橫行、社會失序、衝突不斷,終於引爆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不滿,而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但是蔣介石政權當時正處於「國共」內戰的危急時刻,對台灣採取嚴厲鎮壓的手段,派兵支援陳儀展開在台灣全島的大屠殺與大逮捕行動,228事件後全島更實施戒嚴與清鄉運動,大事搜捕異議人士和台籍菁英,台灣進入了戰後的白色恐怖時期。[1]

1949年蔣介石軍隊潰敗於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政府」遷台,數百萬大陸軍民跟隨著蔣介石政權逃難到台灣,台灣民眾面臨中共宣稱要血洗台灣的威脅,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庇護支援下茍存於台灣,但蔣介石仍高喊「反攻大陸」的口號,對台灣實施ㄧ黨專政威權統治的全面控制措施。二次戰後台灣民眾從日本異族統治下的命運,轉而成為回歸「祖國」慘遭同胞屠殺、鎮壓、獨裁統治的惡運。我們三人(陳水扁、陳永興、李筱峰)就是出生在二次戰後動亂變局中的1950年代的台灣。

 

三、家境與幼年

1950年10月陳水扁出生於台南縣官田鄉的一個三級貧戶的家裡。父親陳松根是一位佃農兼長工。陳水扁曾敘述說,他們簡陋的住家,每逢下大雨,屋內就會下小雨,泥土的地板經不起屋瓦漏水,以致泥濘滿地;小時候陳水扁對數字就非常敏感,因為他自小就經常看到家裡的牆壁上書寫著許多數字,原來那是父母親向村裡雜貨店賒欠物品的帳目;初中時代,他穿到學校上課的制服,都是從週一穿到週六才能換洗,因為他只有一套制服。

更不幸的是,陳水扁孩提時期,母親(李慎)因為下田工作,將他放置於田邊,由於沒有坐穩,身體斜倒壓傷右手肘,致使陳水扁右手肘外彎凸出,從此手臂殘障。

在艱苦的家庭環境中,陳水扁自小就知道力爭上游。小學時候,有一次陳水扁正在家裡讀書,屋外有一群鄰居小孩正在玩耍喧鬧,母親問陳水扁,怎麼不出去和隔壁孩子一起玩?陳水扁回答母親說:「咱家這麼窮,怎麼玩得起?」知苦上進的陳水扁自小功課都相當好,經常是全校第一名。

陳水扁自小的困苦家庭環境,成為他奮發向上的動力,這種動力,或許從心理學的理論可以得到解釋。個體心理學大師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Feeling of Inferiority),因為我們都發現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我們希望加以改進的。沒有人能長期忍受自卑感,它一定會使我們採取某種行為,來解除自己的緊張狀態,改進環境使我們脫離這種自卑的感覺,這是人類不斷超越進步的主力。陳水扁因自小窮困而發憤圖強,是否也可從這樣的心理學途徑獲得理解?

比起陳水扁,我們(陳永興和李筱峰)顯然幸運太多了。

陳永興與陳水扁同年出生,但家境顯然較為寬裕。父親是公務員,曾任屏東、小港、善化等糖廠的會計主任和總務主任,母親是教員,祖父是日治時代高雄縣太爺庄〈今湖內鄉〉地方的保正。家境尚可,自小不愁生活,過著快樂的童年。父母親樂善好施,經常幫助較為困苦的親友或同事,也常帶著陳永興去台南府城遊玩,並回鄉下探視祖父母。

李筱峰小陳水扁兩歲,生長的家境堪稱小康順遂,父親是銀行員,母親是小學教員。祖父是一位傳統詩人。

我們雖生長於不虞匱乏的家庭環境中,但我們自小就對身邊貧困的同學充滿著憐憫之心。李筱峰曾經這樣敘述陳永興的青少年時代的事蹟:「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陳永興)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媽媽盡量多裝飯菜,可是,回家後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經過查訪,才知道他每天的便當,都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吃;…1968年,他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有戶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他看到了,按著報載地址找到這三名孤兒,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他把帶去的東西和錢送給他們,擁著他們哭泣。此後的一年間,他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出去當家教,把每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2]

李筱峰也有類似的年少時代,李筱峰曾自我解剖說:「我雖生長在中產家庭,但自小即目睹鄉下左鄰右舍的工農生活,感受民間疾苦與社會不公,養成喜好打抱不平的性格。」[3]小時候看到鄰居吃蕃薯籤的小孩羨慕他能吃白米飯,李筱峰常偷偷盛著白米飯跑去和鄰居小孩換蕃薯籤;也和陳永興有著幾乎完全相同的經驗,把自己的便當讓給沒有帶便當的窮苦同學分吃。

 

四、求學與社會關懷

陳水扁於1963年考入台南縣立曾文中學初中部(今麻豆國中)。李筱峰以及後來成為陳水扁妻子的吳淑珍,也於翌年考入同一所學校。從初中二年級起,全校採能力分班制,初二忠班、初三忠班為全校成績最優的班級。陳水扁不僅都被編入「忠」班,且幾乎每次考試都是全校第一名。李筱峰曾經為文敘述當時的情形:「阿扁當時之所以全校皆知,是因為幾乎任何考試他都是全年級第一名。每次校長在朝會頒獎給各年級前三名的同學時,陳水扁的名字一定會被念出來。當時司儀老師每次叫到「陳水扁」的名字,我們就會看到一位個子瘦小、皮膚略黑,戴著一付近視眼鏡的學生,立刻跑向司令台前。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邊跑,一邊擺動著手臂時,右手肘關節處的骨頭似乎顯得特別凸出來……初中二年級以後,全校能力分班,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排列。我被編在初二忠班(和吳淑珍同班),陳水扁則升上初三忠班。朝會時,我們初二忠班剛好緊鄰初三忠班排列,所以我看到陳水扁岀列領獎時手臂彎曲的模樣相當清楚,至今仍印象深刻。」[4]

陳水扁在曾文中學初中部以第一名畢業,被保送直升曾文中學高中部。但是讀完曾文中學高中一年級之後,由於教育部採「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的政策,曾文中學的高中部裁撤,陳水扁乃轉學進入台南一中。依然保持優異的成績,於1969年考入台灣大學商學系工商管理組。由於志趣不符,第二年(1970年)重考,順利考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

考入台大法律系司法組的陳水扁,專心於他的所學課業,成績優異,陸續得到水泥公司、農會、佛教團體、獅子會、中國國民黨等各種獎學金。大三那一年,他更通過律師的高考,且名列第一,成為當時台灣最年輕的律師。繼而,以台大法律系第一名畢業。

陳永興於1965年於高雄市立二中(今前金國中)畢業後,也考入台南一中,並於1968年台南一中畢業(早陳水扁一年畢業),之後考入高雄醫學院醫學系。陳永興在大學時期,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週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指導他們的功課,歷時三年半。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時(1973年),陳永興糾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的朋友,組成「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深入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進行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內容包括醫療、農業指導、學童課輔、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募款籌來。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5]

陳永興喜歡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為共同理想努力。大學時代,他在一篇題為<狂狷的傻子>的文章中,寫下這樣的心情:「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的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6]

除了社會服務外,陳永興也透過寫作傳達理念,大學時代開始在當時言論最前線的《大學雜誌》投稿,先後發表過〈大學生的社會服務〉、〈妓女,誰來關心你們〉等文章,又因《大學雜誌》結識了就讀台大的洪三雄、陳玲玉、楊庸一、王溢嘉、孫慶餘等人,當時他們都在編台大的學生刊物,掀起校園民主化和爭取言論自由的行動,最轟動的是在台大主辦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辯論,邀請當時大學雜誌的社長陳少廷和台大教授周道濟進行辯論,後來又在刊物上進行了「台大民族主義論戰」。陳永興雖在南部的高雄醫學院就讀,卻經常騎著摩托車前往台北,和這些朋友相聚並熱情的討論交換意見。

此外,陳永興並負責高醫校刊《南杏》的編務。於該刊第18期編輯流程中,因稿件未送教官審查,遭學校記大過處分,險遭退學。大學時期的陳永興已經有了爭取言論,反抗威權統治的行動,對於弱勢的關懷也充分展露無遺。

至於李筱峰,自曾文中學畢業後,考入台南二中。就讀高中時,因閱讀羅素(Bertrand Russell)、殷海光、雷震、陶百川…等人作品而大受影響,嚮往自由主義的精神,看穿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一黨專政的法西斯本質,開始發出不平之鳴。高二那年,在校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寫在離譜的絃歌聲中>的文章,批判學校教育,旋遭校方撕毀﹐並成為訓導處心目中的異端學生。

1971年李筱峰考入政治大學教育系後,因不滿黨化教育,也和陳永興一樣,開始在當時言論最前線的《大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鼓吹自由教育。大學二年級時,發表<個性教育往哪裡去?>一文,遭政治大學訓導處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之名,記大過一次。雖然被記過,李筱峰仍繼續發表評論文章。大三那年,終因發表在同一雜誌上的<奈何明月照溝渠?>一文,遭政大勒令退學。之後轉學進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並於1977年自淡江歷史系畢業。

由於同樣在《大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陳永興與李筱峰以文會友而開始相識,進而成為莫逆之交。誠如前述陳永興所言「我要傻傻的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五、參與社會、政治運動

陳水扁、陳永興、李筱峰進入大學的時代,正逢台灣的政治環境進入新的階段。時序逼近1970年代,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工業化後中產階級的興起,國際外交的挫折,以及統治當局面臨權力轉移的關頭(蔣經國即將接班),台灣社會又開始醞釀要求政治變革的力量。這些社會力量的出現,可以分成兩條不同的路線:其一是,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如康寧祥、黃信介透過選舉崛起,發展成「黨外」民運路線;另一條是,以戰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企業家結合組成的筆陣,透過《大學》雜誌的書生論政路線。[7]

陳水扁第一次考進台大的1969年,有兩次重要的選舉在該年年底舉行,一是11月舉行的台北市改制後的首屆市議員選舉,康寧祥在選舉中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一個月後,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這是國民黨退入台灣以來的首次中央民代的選舉),具有地方草莽性格、已擔任過兩屆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在康寧祥等人的助選下,當選了立法委員。這兩項公職選舉,以及康、黃兩人的崛起,為台灣往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拉開了序幕。1970年代起,「黨外」民主運動隨著選舉層次的提高(增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而更加蓬勃發展。[8]

陳水扁來到台北上大學之後,開始接觸到方興未艾的「黨外」選舉活動。他聆聽黃信介的政見發表會,大受感動,埋下他日後參與「黨外」選舉的伏筆。不過除了聆聽政見發表會,關心黨外政治發展之外,陳水扁在大學時代並無積極參與「黨外」選舉活動(如助選)的行動,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