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我的啟蒙恩人─陶百川先生 2002-08-10

通常對一位一百零一歲老人的過世,人們總不會有太多的哀傷。但是對於一百零一歲的陶百川先生的辭世,我仍忍不住掉下哀傷的眼淚。我的淚水中,有著太多的哀思、太多的景仰、太多的感激、太多的懷念…。


 


我今年的歲數,剛好是陶先生的一半,然而我這一生當中能與陶先生建立忘年之交,是我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出生在蔣介石政權敗退到台灣的三年後,因此從小就在蔣政權的「反共抗俄」「消滅共匪」「領袖萬歲」的政治神話下接受教育(洗腦),除了順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喊一些「效忠」「萬歲」的口號之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法治,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人權。更不知道在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之下淪喪了多少社會正義,犧牲了多少生命英靈!直到進入高中,我才有了思想啟蒙的機會─


 


    高中就讀的台南二中附近,有許多舊書店,經常擺著當時已經被國民黨政府停刊的《自由中國》等雜誌書刊。我經常在下課之後留連在那些舊書店。沒想到,陳舊的書堆中,發揮了數百倍比學校圖書館更能啟發智慧的功能。高一那一年,我的零用錢都花在這些書店裡面,我也開始茅塞頓開。當時影響我的心智的重要人物,除了羅素(Bertrand Russell)﹑殷海光﹑雷震﹑胡適、徐訏、李聲庭、韋政通…之外,有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就是陶百川。這些啟發我的心智的知識份子們,都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而其中唯一仍具有國民黨籍身分的則是陶百川,更加顯出他的特殊。正因為如此,他的言論不像其他人筆鋒銳利,直搗要害,而是婉約漸進,娓娓循循。這樣的論述,對於一個浸漬於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青少年來說,也許更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我記得當時曾經讀過一篇陶先生的文章叫做〈報國與思親〉,頗受感動。他以蔣介石總統幼年時候家門遭逢欺凌的慘境為引子,進一步檢討台灣社會現狀,以一種悲憫的口吻說:「我們現在所當檢討的,乃是臺灣是否已無強凌眾暴之事?臺灣的吏胥勢豪,是否尚可夤緣為虐魚肉人民?人民受了吏胥勢豪的壓迫凌辱,是否呼籲有門,而且一定有效?法律的尊嚴,法治的貫徹,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屏障,可是司法官的審判能否獨立而不受干涉?執法的人是否仍在知法犯法?民間是否已無含憤茹痛之人?獄中是否已無六月飛霜之冤?」


 


    更令我感動的是,他有一篇傳頌一時的文章〈一位監察委員的狗生哲學〉,把身為職司風憲的監察委員的自己,比喻成一條看門狗,不讓宵小盜竊入門,充分反映他嫉惡如仇的人生觀。


 


    自小就喜歡打抱不平的我,在高一那一年就逐漸成為陶迷。我買了許多他的書,愛不釋手地閱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人權法治呼號》及《知識份子的十字架》二書。這兩本書的書名,正好可以用來做為他一生的寫照:他背起知識份子的十字架,一生奉獻於對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追求與維護。


 


他那不畏權勢、辨冤白謗、懲貪糾瀆的包公精神;他那不拘於時,不戀於權,敢於批評時弊的耿介態度,以及他對言論自由、對人權尊嚴、對民主法治的擇善固執,深深地感動我當時這個十幾歲的高中生,也為我的心智,播下民主自由的種子。這個種子,在當時學校的圍牆?堿O完全找不到的。


 


   一九七一年我進入政大教育系後,開始投入當時的「黨外」民主運動,也經常留意陶先生的言論,他提倡民主法治的言論仍持續不斷,對於民運人士遭受箝制的處境,極表同情,有一篇文章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叫做〈黃台之瓜不堪再摘了〉,他對於行政院準備限制各級民意代表的言論免責權(其實是針對當時黨外人士而發),提出嚴正警告,用心良苦。


 


究其言行,與其說他對民運人士同情,毋寧說他的言行,正是民主運動的一環。他不僅是民主運動上的諤諤之士,更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鼓舞者,更是身體力行者,例如一九七一年頃,在國會全面改選的呼聲中,陶百川毅然率先辭去監察委員的職位。只可惜,他的嶙峋風骨並不能感動其他的眾多「老賊」,國會全面改選直到廿年後才落實。


 


一九七四年,我因為在雜誌上發表批評教育的文章,遭政大勒令退學,轉學淡江歷史系,畢業服役後,擔任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編輯,終於有機會見到心儀已久的啟蒙師陶百川。


 


他待人客氣,不分年歲,對後生晚輩,依然彬彬禮待。每次與他見面,如沐春風。也許是他發現他所播種的民主自由的種子已在青年人身上萌芽,他對我這位青年人賞識有加,鼓勵不斷。有一次他宴請數位文化界人士吃飯,也正式發請帖給我,至今我仍珍藏著這張請帖,永遠留念。


 


一九八五年﹐我從師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在國民黨包山包海的專政之下﹐實在沒有我這個「異端」容身之處。正在工作無著之時,當時旅居北美洲的台灣人團體「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PA)提供島內青年兩個名額去巡迴訪問美國各著名大學﹐為期約兩個月﹐我很榮幸被邀請 (另一名額給現任宜蘭縣長劉守成 )。是年七月上旬﹐我啟程赴美﹐在走訪過數所著名大學之後﹐我們來到加州的史丹福大學。來自台灣的才女張富美教授(現任僑委會主委)任職該校的胡佛中心﹐她熱誠接待我們。我在胡佛圖書館找到許多珍貴史料﹐正在樂不思蜀之際﹐有一天富美姊告訴我﹐陶百川先生刻正來到史丹福附近的女兒家﹐他知道我也來史丹福﹐想邀請我們過去聊聊。我真是喜出望外﹐求之不得。那一天陶先生在他女兒家中擺下豐盛的宴席接待我們。我那一次的拜謁陶先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轉捩點﹐不僅我從陶先生的談話中感受到台灣政治即將會有重大的變化(他引述蔣經國與他的談話)﹐對我個人最重要的影響是﹐陶先生問起我的近況﹐我回答他說﹐研究所剛畢業﹐正在失業中。陶先生問我對教書有無興趣﹐他可以介紹我到世界新專試試看﹐他說該校董事長成舍我是他的好友﹐也是一個能欣賞青年才俊的人。我聽了﹐心中一陣狂喜。謝過陶先生後﹐我回到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繼續翻閱資料﹐約莫下午四點鐘﹐陶先生拿了一封他已經寫好的介紹信﹐親自跑來胡佛圖書館找我﹐要我回台灣後將介紹信交給世新的成董事長。我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拿著陶先生的介紹信﹐我縮短以後的行程﹐趕回台灣。一個月後,我終於進入世新。時間一晃,至今已經十八年了。


我真感謝陶先生的「關說」,這個「關說」,不是為私利,不是為權位,而是對追求民主自由、社會正義的青年後進的鼓勵。


陶百川是台灣民主化的恩人,也是我生命中的恩人,我永遠感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