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每個歷史家都應該是政論家 —《台灣怎麼論?》政論集自序 2002-05-11

二十年前,有一本名叫《新生代》的雜誌,選出「十大新生代政論家」,我僥倖被選列其中;後來,我進入大學教授歷史課程,也發表過一些台灣歷史的論文,結果就開始被稱為「歷史學者」。有學生問我,到底我是政論家,還是歷史學者?在政論家與歷史學者之間,我喜歡哪一個?
  我野心勃勃地回答:「我喜歡當政論家,也喜歡做歷史學者;每一個歷史學者,都應該是政論家。」


對我而言,從事政論寫作,與從事歷史研究,方法容有不同,但動機與心情,應無二致。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將來,過去與將來的銜接處,就是現在,如果不是對現在產生關心,就不可能檢討過去,期待將來。因此,歷史學者必須和政論家一樣,他的注意力最後都落實到現狀來。如果一個人只關心過去的事情,對過去的事講得頭頭是道,卻對現狀毫無興趣、一無所知,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誠如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Croce)所說的:「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事實。」


  我常對學生說,「看過去的歷史,要有現代感;看當前的時事,要有歷史感。」這話是什麼意思?容我以湯恩比的心路歷程來解釋:


英國史家湯恩比(A.J.Toynbee,1889-1975),年輕時候對於當代的國際現勢並不十分關心,就讀牛津大學時,發生了奧地利併吞波士尼亞的巴爾幹糾紛,當時他雖然知道有這件事,但並無多大興趣,也不十分瞭解。後來,1911年,湯恩比以雅典考古學校研究生的資格赴希臘,他在希臘停留約一年,聽到人們正興奮地談論著當時的巴爾幹局勢,談論著英國外相格雷的外交政策,才使他漸漸感覺到「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漸漸意識到「政治是歷史的現在時態」,才開始「對於現在情勢與歷史之流同樣關心」「這兩者不是毫無關係,而是緊密相聯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給湯恩比的歷史觀一個很大的啟示。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我立刻發覺,我們所經驗的,正和陀西陀得在古希臘內亂開始時身處的歷史非常相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給陀西陀得靈感而使他寫出不朽著作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都是歷史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顯現,使得湯恩比不僅注意古代歷史的研究,也使得他投注到現實的世界中。


我喜歡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神馳往來,雖不敢自詡能夠「通古今之變」,但往往會試著以自己的「歷史感」去感受當今正在發生的時事將可能在以後的歷史上佔著何等地位。因此,對於歷史的關心,與對現實的關心,幾乎等量齊觀。這促使我不僅從事歷史研究,也從事政論寫作。


這本書,選錄了近兩三年來我發表在報章雜誌上面的政論文章。這兩三年之間(正是從廿世紀末跨入廿一世紀初的跨世紀之際),在台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不僅台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黨輪替,也反映了民主化之後台灣內部的諸多問題與癥結。其中特別是台灣的國家定位、台灣人民分歧複雜的身份認同等等問題,都在此時糾結盤纏,一一凸現。台灣今後能不能脫胎換骨,此一時刻是關鍵的轉捩點,真如湯恩比所說的「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因此,我將這兩三年來對台灣時政及人物的評論文章收集成帙,不僅希望能為歷史留下一些見證,同時也是身為歷史研究者,神馳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一些記錄與實驗。我認為,論述時政,臧否時人,若不透過歷史的縱深來觀察,將是平面而不實的。我希望透過這些時論,不僅看到過去,也能期待未來。這是身為歷史研究者應盡的一點義務。


躲在象牙塔研究室裡的「純史學家」,可能會笑我不務正業。我要告訴他們,歷史學是絕對實用的,當群魔亂舞、政客橫行之際,普通的歷史常識已經足夠讓我們分辨是非、口誅群魔、筆伐政客了,更何況你們擁有豐富的史學內涵,何忍還躲在研究室裡,不敢對時局哼唉半聲,徒浪費那滿腹經綸呢?比起年鑑學派的歷史學者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參加過兩次大戰,參與巴黎的解放運動,最後遭蓋世太保槍斃,卻仍九死其猶未悔,他的「行動史學」我還大嘆不如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