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捨我者,國民黨 成我者,成舍我 1998-07-18

我雖生長在中產家庭﹐但自小即目睹鄉下左鄰右舍的工農生活﹐感受民間疾苦與社會不公﹐養成喜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就讀高中時﹐因受羅素(Bertrand Russell)﹑殷海光﹑雷震﹑陶百川等人作品的影響﹐嚮往自由主義的精神﹐看穿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一黨專政的法西斯本質﹐因此不知天高地厚﹐開始發出不平之鳴。高二那年﹐在校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寫在離譜的絃歌聲中>的文章﹐旋遭校方撕毀﹐並成為訓導處心目中的異端學生。


一九七一年我考入政治大學教育系後﹐因看不下去黨化教育的猖狂﹐開始在當時由陳少廷﹑楊國樞﹑陳鼓應等人所辦的《大學》雜誌上發表文章﹐鼓吹自由教育。大學二年級時﹐發表<個性教育往哪裡去?>一文﹐遭政治大學訓導處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之名﹐記大過一次;大三那年﹐我又在同一雜誌上發表<奈何明月照溝渠?>一文﹐引起甫上任校長的李元簇的震怒﹐最後終以原「罪名」外加「屢勸不聽」的理由﹐將我勒令退學。

離開國民黨黨性堅強的政治大學後﹐我轉學進淡江大學(當時還叫做「淡江文理學院」)﹐並於一九七七年自淡江歷史系畢業。

一九七九年夏﹐我自軍中退伍﹐時值「黨外」運動蓬勃發展﹐摯友陳永興結合康寧祥於這年六月創刊《八十年代》雜誌﹐我經陳永興的介紹﹐進入《八十年代》擔任主編工作。同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發生﹐許多「黨外」精英被捕入獄﹐《八十年代》雜誌遭池魚之殃﹐也被查禁﹐繼而遭停刊一年。我雖然沒有到高雄事件現場﹐卻也於事後遭情治單位「禮貌性」約談。《八十年代》雜誌遭停刊後﹐我們雜誌社以司馬文武﹑康文雄的名義﹐接續申請創辦《亞洲人》及《暖流》雜誌﹐但是仍先後遭到當時宋楚瑜所主持的行政院新聞局的停刊處分。   

在有志未伸﹐走投無路之下﹐高雄《民眾日報》社長李哲朗邀我擔任採訪記者﹐派我跑立法院新聞﹐我欣然接受。不料﹐進民眾日報跑立法院新聞不到三個月﹐警備總部的發言人徐梅齡即出面向報社施壓﹐表示民眾日報讓我跑這麼重要的國會新聞﹐他們不放心。李社長在警總的高壓下﹐不得以將我內調﹐改聘為「撰述委員」﹐然而警總並沒有因此而善罷﹐又再度向李社長施壓說「將李某人改為撰述委員﹐他一樣還會寫稿啊!」言下之意﹐是不希望我寫稿。社方無奈﹐最後把我調為「經理部督導」﹐我自感無趣﹐只好辭職離開報社﹐又回到復刊後的《八十年代》及《亞洲人》雜誌社擔任執行主編工作。

差不多在我進入民眾日報時﹐我的一本文集《叛徒的告白》(四季出版社)也遭警備總部查禁﹐警總查禁我書的理由是「內容歪曲事實﹐蓄意中傷﹐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足以影響民心士氣﹐與危害社會治安」。在那個軍事戒嚴的威權統治時代裡﹐我的書也被列在禁書目錄中﹐這到底是我的不幸﹐還是我的榮幸?

復刊後的《八十年代》及《亞洲人》雜誌﹐仍經常遭警備總部查禁﹐我經常要與這些粗魯的軍人玩捉迷藏的遊戲﹐家裡妻小又經常受到不明電話干擾﹐惶惶不安﹐使我備感身心憔悴。一方面我又自覺有必要再進修﹐於是決定離開雜誌社﹐去報考當時在台灣史研究上略有成績的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我去報考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心想﹐以往警總不讓我當記者﹑不讓我們辦雜誌﹐這下子我來讀書求學﹐總不會有意見吧?沒想到﹐無所不在的警總﹐連我要報考研究所﹐也都出面干涉。我事後才知道﹐我報名後﹐警備總部「照會」當時的師大校長郭為藩﹐要他留意有一位「黨外青年」來報考﹐為了校園的安寧﹐最好慎重其事。郭校長原先指示試務人員將我的試卷另外處理﹐後經內部老師發覺而作罷﹐郭校長又擬只錄取到我的前一名為止(意即如果我考第七名﹐則錄取六名)﹐後來幸虧我考第一名﹐終使警總和郭為藩之計畫不能得逞。

一九八五年﹐我從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因環境所限﹐不便再深造﹐必須找份工作。然而﹐純粹為了五斗米折腰﹐非我所願﹐可是要找一個能償宿願﹑能遂志向的工作﹐談何容易?尤其在國民黨包山包海的專政之下﹐豈有我這個「異端」容身之處?

在思考工作去向的考慮中﹐我想到了一個人──成舍我先生。從中學時代起﹐我就聽聞過他的名字﹐知道他自由辦報的精神﹐聽聞過他為了「出版法」曾對當局諤諤直言以致被蔣介石指為「不愛國」的事蹟﹐這樣的人格特質﹐最符合我的品味。尤其成舍我先生長期對民主運動也相當支持﹐雷震時代的組黨運動﹐他曾經參與過﹔「黨外」時代的運動﹐他也很關心。在《八十年代》雜誌創刊五週年的酒會上﹐他親自到場致賀。在《八十年代》的捐款名單中﹐我也親眼看過成老的大名。又久聞他所創辦的世界新專﹐是一個臥龍藏虎﹑「異端」薈萃之所﹐我心想﹐若能忝列其中﹐當為人生一大快事。於是﹐我央請當時的監察委員尤清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成董事長。

正在等待回音之際﹐旅居北美洲的台灣人團體「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PA)提供島內青年兩個名額去巡迴訪問美國各著名大學﹐為期約兩個月﹐我很榮幸被邀請(另一名額給現任宜蘭縣長的劉守成)。於是﹐是年七月上旬﹐我啟程赴美﹐在走訪過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等名校之後﹐我們來到加州的史丹福大學。來自台灣的才女張富美教授任職該校的胡佛中心﹐她熱誠接待我們。我在胡佛圖書館找到許多與我的研究主題相關的二二八史料﹐正在樂不思蜀之際﹐有一天張富美教授告訴我﹐陶百川先生刻正來到史丹福附近的女兒家﹐他知道我也來史丹福﹐想邀請我們過去聊聊。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向敬重「為人權法治呼號」的陶百川先生﹐過去與他也有過數面之緣﹐這次在海外能再次拜謁他﹐當然求之不得。那一天陶先生在他女兒家中擺下豐盛的宴席接待我們。我那一次的拜謁陶先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轉捩點﹐不僅我從陶先生的談話中感受到台灣政治即將會有重大的變化(容以後有機會再敘述)﹐對我個人最重要的影響是﹐陶先生問起我的近況﹐我回答他說﹐研究所剛畢業﹐正在失業中﹐回台灣要趕快找工作。陶先生問我對教書有無興趣﹐他可以介紹我到世界新專試試看﹐他說成董事長是他的好友﹐也是一個能欣賞青年才俊的人。我聽了﹐心中一陣狂喜﹐覺得世間事真是無巧不成書。謝過陶先生後﹐我回到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繼續翻閱資料﹐約莫下午四點鐘﹐陶百川先生拿了一封他已經寫好的介紹信﹐親自跑來胡佛圖書館找我﹐要我回台灣後將介紹信交給世新的成董事長。我一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拿著陶先生的介紹信﹐我縮短以後的行程﹐趕回台灣。

回台翌日﹐我拿著陶先生的介紹函趕到世新﹐適巧成董事長在辦公室。我對他說明來意﹐他請我坐在他辦公桌的前面﹐接過介紹信後﹐他仔細端詳內容﹐然後面露一絲微笑對我說:「李先生﹐我看過你的文章﹐你很有膽識。我歡迎你來世新。不過現在已經八月了﹐下學年的課差不多都排定了﹐我想辦法先安排兩堂課讓你上﹐等第二年之後﹐再聘你專任。」他的乾脆俐落﹐簡直讓我不敢相信。面對這位乾脆俐落的老人家﹐過去警備總部﹑調查局﹑新聞局給我的種種壓力﹐頓然都變得滑稽又可笑。

就這樣子﹐我進入世新。第一年兼任﹐第二年起﹐果然被聘為專任。至今﹐已是我進入世新的第十四個年頭了。十三年來﹐世新從專科學校改制為學院﹐進而成為大學;我也從講師升為副教授﹐再升為教授。但是接納我﹑成就我的成董事長﹐卻已經不在了。

記得成董事長出殯的前夕﹐我獨坐在世新禮堂內他的靈襯前﹐為他守靈到深夜﹐那是我第二次為非親人守靈(第一次是為林義雄的母親及雙生女)。在他的靈前﹐我默默地想著﹐以往﹐我求學遭退學﹑寫書被查禁﹑求職遭干擾﹑辦雜誌被停刊…如果沒有這位躺在靈柩內的老人家接納我﹐我的後半生將不知道是何等漂泊的命運。如今﹐我能從事喜愛的教育與學術工作﹐又有完全自由的空間供我揮灑﹐真要深深感念老人家對我的知遇之恩。想著﹐想著﹐我忍不住流下淚來﹐那一刻﹐沒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情。

但我知道﹐我的淚﹐不僅為感念知遇之恩而流﹐也為成老一生中不畏權勢的志氣而流。我知道﹐只有不畏權勢的人﹐才能接納在權勢的夾縫下奮鬥的青年。這種惺惺相惜的人生哲學﹐正是我最欣賞的生命情調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