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我的「三同」好友和他的好書 序鄭梓《光復元年—戰後台灣的歷史傳播圖像》 2013-11-29

何謂「三同」?這不是學術名詞,而是用來形容我與好友鄭梓教授的關係,我們有著「同好」、「同行」及「同志」的「三同」關係:一、鄭梓兄與我目前都在學界,我們都是研究戰後台灣史的「同好」;二、鄭梓兄與我曾經是報業媒體的「同行」;更可貴的是,我們都曾經是投身在「黨外」民主運動潮流中的「同志」。

受過史學專業訓練出身的鄭梓,在1970年代到80年代之交,是享譽台灣媒體界的省政記者。1979年我出任康寧祥主辦的「黨外」民主運動雜誌《八十年代》的執行編輯,當時的鄭梓也無法自外於這股浩浩湯湯的民主潮流,不僅為我們雜誌寫稿、編書,同時也在另外一本「黨外」民運刊物《美麗島》雜誌撰寫時評。我因此開始與鄭梓相識相交。後來因為爆發美麗島事件,我們的雜誌被禁,我轉入報界當記者,後又因警備總部施壓,我被迫離開報社,轉而進研究所讀書,最後走向學界。鄭梓兄不久也離開報界,同樣走入學界。回顧前塵,撫今追昔,我與鄭梓兄的關係,不僅是「君子以文會友」,更是以理想會友。借用鄭梓兄在本書中的一句話,我們都「未撤離針砭時弊,評論時政,批判現實的筆耕生涯」,雖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有了這三同,足夠讓我們相知相惜。

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然而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跑新聞的人去讀史,或是讀史的人去跑新聞,更能相得益彰,對於新聞,對於歷史,都更能敏銳掌握。我這樣說,仿佛也在吹噓我自己,實在歹勢。不過讀鄭梓兄的大著《光復元年—戰後台灣的歷史傳播圖像》,更能發現他「報筆」與「史筆」交融的功力,令我歆羨!

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是台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Turning point),兩個時代在這裡交替,台灣結束了日本殖民統治,迎接睽違半世紀的「祖國」。台灣社會與「祖國文化」在這個時間點上產生迎拒調適的糾葛,台灣人在慶祝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之後,爆發二二八事件!敏銳的鄭梓,選擇這個被他譽為「光復元年」的「轉捩點」來觀察,分別從軍事、社會、政治、經濟、文學、人物等諸多面向來敘述,配合珍貴的歷史圖像,把我們帶入栩栩如生的歷史現場。史家鄭梓,就在那個歷史現場當起了新聞記者,讓我們身臨其境。我常對學生說,「看歷史要有現代感,看時事要有歷史感」,讀鄭梓兄這本大著,應更有如此體會。

再者,鄭梓兄「報筆」與「史筆」交融的功力,更發揮了「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的特色。從史學發展來看,19世紀以降,科學主義勃興,致使分析史學(analytical history )興起,取代了原有悠久傳統的敘事史學,使得歷史寫作中的文學性與藝術性大受貶損。但是21世紀的現在,敘事史學又再度復興了,對閱讀者來說,歷史不再味如嚼蠟,而是酸甜苦辣、喜怒哀樂、興觀群怨,盡在其中,而且仍不失其真義與真相。鄭梓的大著,雅俗共賞,具有通俗的可讀性,卻又不失其學術意義。文筆活潑生動,典雅流暢,又能表達嚴謹的概念與觀點。這種寫作方式、行文的手法,是今後史學作品的新嘗試,本書提供了一個基礎範例。

尤其全書又配合圖畫與相片展現,有助於讀者進入逼真的歷史情境。過去傳統史著多只在乎文字表達,而忽略影像的運用,本書配合許多珍貴的歷史影像圖片,而且選擇的圖像也極具代表性,可說兼具「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的作用。 總之,我的「三同」好友出版這本好書,我有幸先睹為快,忍不住學青年人的流行語,對我「三同」好友說:「三Q」—Thank You!

李筱峰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