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序陳君愷教授《解碼二二八——解開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的歷史謎團》 2013-04-15

李筱峰序

治國如烹小鮮,治史如剝洋蔥。

治國如果秕政腐敗,惹得民怨遍地,抗爭蜂起,再予以高壓屠殺,就像二二八事件那樣,人間大慘史也!如果這種慘史,還不能讓後世警惕,卻還要讓一些心術不正的憋角「史家」,以曲解史料、誣衊民間賢達,來替其惡政粉飾圓說,這種「史家」,比起一個連剝洋蔥都不會的人,卻要當主廚、還要擔任烹飪比賽主審,就更可笑又可惡了。

不善料理的人,下廚剝洋蔥,把自己搞得淚流滿面,還自以為熱情洋溢。

精明的史家面對龐雜的史料,則能以冷靜的態度,層層剝解,猶如抽絲剝繭,撥雲見日,淋漓盡致,扣人心弦。這是具有「史才」、「史學」「史識」的史家的條件。如果繼而能進一步摘偽指佞,讓那些專門為權勢者立言、為宰制者講話的「史家」,心跡昭彰,惡形畢露;讓被壓迫者洗刷蒙冤受辱的歷史,讓被宰制者能還以真確史實,則更是史家應有的「史德」。

台灣史學界裡面具有「史才」、「史學」「史識」的人應該不少,但是同時又具備「史德」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年輕學者陳君愷是少數中的一位。

二二八事件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重要的角色,而處委會中的宣傳組長王添灯,則是關鍵人物。因此,有關處委會的「三十二條」、「四十二條」之說,以及王添灯的角色,遂成為那些「專門為權勢者立言、為宰制者講話」的「史家」用來轉移論點,以迎合其「內定結論」的話題。他們為了替國民黨政權脫罪,竟然把責任全推給王添灯。陳君愷教授看不下去了!他完成這篇學術論文予以辯斥。整個論辯過程絲絲入扣,足可以讓我在研究所裡面所開的「史料與研究方法」課上做為範例教材來討論,讀者可以自行閱讀體會,我不在此贅言。至於君愷兄表現出的道德勇氣(不怕得罪人,不怕教授評鑑受影響…),我要藉此向他敬舉一觴!

君愷兄出版此書請我作序,我很惶恐。我去信告訴他:「能幫你大作寫序,當然是我的榮幸。但是我很清楚知道,研究台灣史的學院內的學者對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帶著幾分瞧不起),所以我來寫序對你不是很好。請您再斟酌一下」。君愷兄回信說:「因為我會寫政治評論,所以我常被歸類為"李筱峰之流"…我們既然是"同一國"的,只好拜託您寫推薦序了!」

經君愷兄如此一說,我慨然應允,並且橫下心來多說兩句。我曾說過「每個史家都應該是政論家」,臧否時政與研究歷史,方法容有不同,但動機與心情應無二致。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將來,過去與將來的銜接處,就是現在,如果不是對現在產生關心,就不可能檢討過去,期待將來。因此,歷史學者必須和政論家一樣,他的注意力最後都落實到現狀來。如果一個人只關心過去的事情,卻對現狀毫無興趣、一無所知,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誠如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Croce)所說的:「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事實。」當今史學界裡面只在乎研究室裡的學術、只在乎評鑑能不能加分的學者,視從事政論者為不入流、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認為史學者不該與政治有關,簡直幼稚可笑。我想起《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的著名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過的一句話:「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那些認為藝術應該與政治無關的觀念,其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態度。同樣的,那些認為歷史研究者不該涉入政治(或者說,歷史研究者不該寫政論)的人,本身就有著強烈的政治態度。

君愷兄和我一樣,都進出於歷史與現實之間,吾道不孤,特忻然為序。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20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