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及懷人
  • 以時論為歷史顯影 《李筱峰專欄》自序 2005-07-23

老實說,收在這本文集裡面的文章,「睥之無甚高論」。


  但是,也老實說,這些文章實在值得推薦給親友們反覆再讀。


  我是不是精神錯亂了?「無甚高論」的文章,卻要人家反覆再讀?


  沒錯!我說它「無甚高論」,是因為我一向寫政論絕對避諱談一些高深晦澀的理論,我的政論文章不僅不是「深入淺出」,根本就是「淺入淺出」。我寫作的態度之所以如此,除了我不喜歡吊書袋子賣學問之外,更大的理由是,打鳥何須高射砲?要評論當今台灣政客的言行,只要用現代民主國家的一般政治常識,和起碼的公民修養,就綽綽有餘了,就足以一目了然看透台灣政壇上的風風雨雨,立刻讓政客的嘴臉無所遁形。


  用常識就可以臧否政客、論斷是非,這意味著當今台灣的許多政客的言行是背離常識的。政客言行背離常識,卻還能在台灣呼風喚雨,而且還得到近半選民的支持,這樣「大誌就大條了」!台灣的危機,已然隱伏其中,國人不可不察。所以,我這些用常識寫的政論絕對有其價值,值得推薦給親友反覆再讀。目的無他,只希望台灣的國民能普遍具備一般民主公民應有的常識與修養,以免和政客們一同沉淪。


  從大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從事歷史研究與時論寫作,至今已歷三十餘年。三十幾年來, 除了歷史專書之外,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將發表過的時論收集成冊出版。早期的文集如《恐龍的傳人》、《叛徒的告白》、《政治小檔案》…,那些東西,思想還相當幼稚,如今已不堪回首。最近十幾年來的幾本文集,則有《眉批台灣》(1989自立報系)、《台灣要衝絕網羅》(1992自立報系)、《吾輩是狗》(1994前衛)、《聖誕老公公不見了》(1998禾雅)、《台灣怎麼論?》(2000玉山社)等書。這本《李筱峰專欄》所收集的,則是二○○○年十一月以後到二○○四年五月之間的文章。不過由於頁數所限,並不是所有發表過的文章都全部收集進來。


  有人說:「政論文章的生命最短暫,時間一過,時效一失,文章的生命就結束了。」這種話,是沒有歷史意識的人所講的外行話。在我看來,政論文章是永遠不死的,因為政論文章是針對時局情境、社會脈動、世道人心,所做的最直截的反映,它不僅可以與社會大眾互動交流,甚至可能推動新的時代;而且,它可以為一個時代,留下永遠的歷史見證與紀錄。當我們想了解台灣二○年代的社會面貌時,我們能不讀《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時論嗎?當我們想明白中國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時,能置《新青年》的文章於不顧嗎?當我們想掌握中國三十年代的政治與社會,《獨立評論》的政論永遠是最鮮活的史料。所以,政論文章的生命並非短暫的。


  基於此,我既出江湖,就不必拙劍自藏,更不怕渾身解數見笑於四方了。因為,我這本書大膽地為政黨輪替之後台灣政客的言行留下紀錄與批註。任憑時代的巨輪不停滾轉,這些紀錄與批註將不讓它磨滅,好讓人對歷史有個交代。況且,就目前台灣的大環境來看,十年前的課題,至今依然存在,因此儘管一時的政治議題已經過去,但其背後可資討論的課題卻仍未失去時效。


  由於同樣有此認識,自然主義出版社的掌門人洪美華才敢大膽向我邀稿,而我也只好以文相許, 不計版稅了。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教授,兩位我尊敬的長者慨然為本書寫序,非常感激。


  最後,還要特別感謝自由時報總主筆劉永昌。這本文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登在他負責的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上面。他在尚未與我正式謀面之前,就為我開闢「李筱峰專欄」供我自由揮灑。雖然我們後來有數面之緣,但仍各自忙碌,無暇送往交迎,他仍是無條件鼓勵、支持我的專欄。容我在此重申我在上一本文集《台灣怎麼論?》對劉總主筆的感謝詞──「他是我沒有私交的摯友、沒有私情的知音。這份知遇之恩,令我由衷感激。當然,我知道他所支持與肯定的,不是我的人,而是我對台灣國家的情愛、對民主自由的堅持、對社會正義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