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王景弘著《台灣走過烽火邊緣》——序 2018-08-22

 

台灣所承擔的「懲罰」,在事前固然是一種無從選擇的宿命,但是我們可以在事後加以回顧釐清。台灣走過烽火邊緣。(圖/李筱峰提供)

台灣所承擔的「懲罰」,在事前固然是一種無從選擇的宿命,但是我們可以在事後加以回顧釐清。台灣走過烽火邊緣。(圖/李筱峰提供)

 

我曾經對剛進入大學的新鮮人做「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之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二次大戰末期,台灣曾經遭受何國飛機的空襲?」讓我非常驚訝的,在一百個學生之中竟然大約有三十位學生的答案是「日本」!我反問他們:「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屬於日本的領土,日本怎麼會開飛機轟炸自己的領土?你們這種印象是怎麼來的?」其中一個學生回答:「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癥結終於揭曉,原來關鍵在於「我們」。「我們」是誰?中國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實施的歷史教育,不是以台灣為主體,而是以所謂「秋海棠」的中國為主體。所以學生學到的「我們」,是中國人,是站在中國的土地上認識歷史。這種非台灣主體、「去台灣化」的歷史教育,不僅造成認同的錯亂,也造成對史實的錯亂。

以上的例子,就是中國國民黨以中國為主體的「抗戰史觀」來灌輸台灣學子所產生錯亂的一個抽樣代表。

誠如王景弘先生所說的「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的中國化統治,以情緒性的形容詞和民族主義仇恨,宣傳他們『對日抗戰』的英勇」。這樣的教育並無助於對台灣歷史與台灣人處境的理解。二次大戰爆發後,或者說中日戰爭爆發後(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國,與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其處境是迥然不相同的。兩者的歷史經驗並不一樣,中國在日本的侵略之下固然不好受,但是台灣人被迫要為日本賣命效忠,又要承擔日本對外侵略之後所受的懲罰(而在戰後還要被罵「日本皇民」)。

台灣所承擔的「懲罰」,在事前固然是一種無從選擇的宿命,但是我們可以在事後加以回顧釐清。

那是我父親那一代的夢魘,家父在戰爭末期被徵召入伍(很諷刺,被迫當「志願兵」),他們的部隊在南投山區受訓,準備盟軍(美軍為主)登陸台灣之後和他們進行肉搏戰。父親回憶說,當時盟軍登陸台灣的風聲已經吃緊,父親心裡預感必死無疑,徒呼奈何!沒想到美軍採取所謂「躍島戰略」,捨台灣而攻菲律賓與琉球,夾在中間的台灣則遭空襲轟炸。台灣原本可能遭美軍登陸,但是美軍中途放棄攻台計畫,這一轉折,改變了我的歷史,更改變了台灣的命運。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是「假設」仍有助於歷史解釋。假設當時美軍登陸台灣,今天就不會有我的存在,因為父親勢必在肉搏戰之中戰死,我就不會出生。對於大歷史而言,美軍當年若攻佔台灣,保證沒有「光復」一年多後的二二八事件,也不會有戰後的台灣地位問題。

這些假設引發出如下的問題意識:美軍的戰略思考與決策是如何形成?為什麼美軍捨台灣而攻菲律賓與琉球?美國選擇優先登陸呂宋,暫緩攻台計畫,這種戰略佈局和決定輕重緩急的因素在哪裡?而空襲台灣的道理及其後果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意識,促使資深記者出身的王景弘先生寫作這本書的動因。台灣人不必只能知道中國對日抗戰是何等英勇,台灣人應該知道在太平洋戰爭中,在「走過烽火的邊緣」,台灣有很不一樣的歷史。景弘兄以台灣人的眼光與角度,從美國官方關鍵性的史料及專著中,整理和記述台灣人對這場戰爭應該知道的大事,有助瞭解台灣在四年太平洋戰爭中的地位與境遇。

王景弘先生是著名的媒體人,他有很豐富的新聞採訪與評論經驗。近年來,他開始追溯近代、現代的歷史課題,已有多部著作相繼問世。我過去長期拜讀景弘兄的新聞特稿,今日拜讀他的歷史論著,忻然感佩。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資深記者治史,對於歷史更能敏銳掌握。景弘兄以「報筆」與「史筆」交融,是資深記者,也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我忍不住要敬舉一觴!

李筱峰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2018.5.10